伪善是邪恶对于美德的致敬
一个平庸而缺乏想象力的看法是，道德意味着大家都遵守一定的规则，没有发生任何背德行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社会学的思考指出，道德的力量并无法确保不会产生违背规范的行为，它的力量在于，这些行为一旦出现之后，就会被公众指出来，并且加以谴责，标签成为负面的榜样。一个社会之所以是道德，并不在于大家都循规蹈矩，完全接纳了某些共同的规范，而是在于我们都需要「矫情」，抑制自己私人的情欲与好恶，配合情境的要求，扮演好应有的角色。
可以这样说，Goffman的讨论深化了西谚「伪善是邪恶对于美德的致敬(hypocrisy is the homagewhich vice pays to virtue)」之意涵。换言之，我们当然厌恶伪君子，因为他们似乎都是带有某些不良的意图，试图骗取我们的信任；但是更可怕的其实是毫不掩饰的真小人，因为他们的行为才是真正挑战我们共同信奉的规则。举例而言，很多男性政治人物是大沙猪，对于女性有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但是目前我们所接受的游戏规则即是，谁敢公开讲出自己的偏见，就算是「失言」，需要公开道歉，要不然就别想在政界再混了。理所当然，大部分政治人物的道歉很可能不会比鳄鱼的眼泪更真诚；但是尽管如此，如果真的有政治人物敢捍卫自己的「失言」，甚至宣称自己的看法有科学根据，那么社会大众真的可以接受这种情事吗？
「矫情」是必要之恶，为了维系共同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如果这一点可以确定的，那么下一个要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何「贱人」比「非贱人」特别需要「矫情」？
为何「贱人」比「非贱人」更「矫情」？
我们先还原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所谓的「贱人」，原意是社会地位较低下的群体，而不是品德有缺憾的人。对于中国宫廷贵族而言，所有的老百姓都是「贱人」，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也同样是来自于统治阶级的偏见，我们才不知不觉中将地位低下等同于品德缺憾。这是统治者的顾影自怜与自我沾光，意味着拥有权力即是代表道德与伦理上的优越性。因此，我们目前口语中「贱人」，总是带有道德非难的指控。
一个不难发现的情况即是，越是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的人，越是需要「矫情」。无论是在日常经验中，我们都知道，老板可以对下属颐指气使，但是后者却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台湾人常描述的工作经验即是「吃人头路、装乎搥搥，吃乎肥肥」（台语）。Goffman一系列对于社会互动的研究，精确地掌握了各种幽暗、隐讳的潜规则，但是很可惜地，他没有将权力的因素纳入考虑。如果说是弱势者特别需要隐晦自己的真正情感，但是强势者却往往免于这样的要求，那么这对于我们思考社会压迫，会有何种的启发？
Goffman未能发展出来的政治社会学议题，由政治人类学家James Scott所继承，并且进一步解答。在1990年出版《支配与抵抗的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of Resistance)一书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观察：「没有支配体制不产生对于人类尊严的例行侮辱与伤害：劳动成果的占有、公开的羞辱、鞭打、强暴、巴掌、猜疑、鄙视、仪式性污蔑与其他」。因此，在承平时期，被支配者学会如何在这种残酷的体制中生存，他们将其不满隐藏起来，外表表现出一幅恭顺的样子。换言之，被支配者往往需要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不满只能默默地往肚内吞。
JamesScott的分析：弱者的「矫情」也可能挑战支配体制
Goffman指出，社会表演涉及公开的「前台」与看不见的「后台」；在这个基础上，Scott强调任何社会支配也具有两面性：大家都看得见的公开场合是强势者的天下，他们设定了一套「宫庙堂仪」，要求弱势者按照官方的剧本演出，周而复始地表演出恭敬从命的姿态，这即是所谓的「公共脚本」(public tran)，但是在一旦处于支配者所看不见的角落，被支配者却采取「隐藏脚本」(hidden tran)的策略，例如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因应之道，试图避免更多损失，或是为自己赢得更自由的空间。越是处于极端不平等的压迫，例如奴隶制，公共脚本与隐藏脚本的落差越大，也意味着弱势者更需要「矫情」。
那么是否统治者会看穿「矫情」的假象？Scott认为有很多可能情况。某些愚笨的统治者相信从属者的公开表演，以为这即是现存的社会秩序，也是应有的社会关系。但是他们忽略了从属者无所不在的日常抵抗，不断地在私底下挑战支配体制的极限。也有些比较精明的统治者看到从属者的表里不一，有些时候似乎只是在做表面工夫，而不是真诚演出。在这情况，统治者通会采取一种本质论的解释，他们往往认为是地位低下者本身缺乏教养、或是品德不良，而不是归诸于支配关系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在几乎全世界的传统支配情境下，「奸巧」(cunning)是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刻板印象，也因此才出现了中国宫廷贵族所说的「贱人就是矫情」。
「矫情」的两种可能性：社会展演与弱势者的维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矫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为了社会生活所必得要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持共同的道德规则，我们不得不隐藏赤裸的自我，呈现他人所期待的样子。另一种「矫情」则是弱势者被迫采取维生手段，如果他们不按照有权者所规定方式行事，他们的生计可能丧失，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因此，社会学的分析也引导了几项结论。首先，请不要再讲「贱人就是矫情」。对于现代多元而开放的台湾而言，这种中国封建的道德观只会带来负面的作用。更重要地，说人就是说自己，将这种台词当作流行俏皮话使用的人实在是在「自我作贱」，因为我相信，他们很多时候也不敢讲出真心话，经历「心事谁人知」的无奈与苦闷。
其次，我们要尽可能消除权力所带来的「矫情」。现代社会讲求的是功能分化、平等主义、与对个人的尊重，从古代的师徒制到现代的师生关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受限节制而缺乏民主可苛责的权力，往往导致极端的不平等，这迫使弱势者需要不时「矫情」，如此一来就容易丧失人性的尊严。
最后，无论怎么样民主化的社会，权力作为一种协调公共行动的元素还是不可能完全消失。在制度上，我们可以尽可能改善，避免权力的滥用。但是对于在位者而言，更重要是一种基于反思之后的修养，如果不懂得更审慎而自觉地使用权力，那么还是有可能制造了在下位者被迫「揣摩上意」，导致「矫情」的后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