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推论:古人日常口语交流使用的应该不是文言文,而是比较接近现代白话文的语言形式。
其实,这一推论并不难理解。假设我们进入一个虚构的古代村落,村里99%的普通百姓都不识字,那么他们如何交流呢?难道会使用像“尔曹身与客既至,应麾下士卒启山门,迎接寡人与贵客入内畅饮”这样的语言吗?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其实,村里的普通百姓交流时,说的应该就是“喂,张三,你快去开个门,客人到咱村里了,一起喝两盅”之类非常口语化的语言。否则村里的生产生活也没法正常运转。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在没有文字和广泛教育的古代,平民百姓之间的口头交流,语言应该非常简单通俗,才能方便生活的需要。他们应该不会使用晦涩的、需要通过系统教育才能掌握的文言文口语。
如果想对此进行证实,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语言考古”的实验:随机采访一个古村落的百姓,让他描述一天的生活,然后分析其语言结构。如果语言能够被现代白话文使用者理解,就可以证明,古代村民的口语应该也是偏白话文。否则,文言文作为一种需要专门学习的语言,普通百姓是不可能掌握的。
通过这种思维实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推论: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口头交流,不太可能使用文言文这种需要通过系统学习才能掌握的语言形式。
二、韩国汉语口语教材《老乞大》证明古人用白话文
那么,我们有没有确凿的证据来佐证这个推论呢?答案是有的。通过一些留存至今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普通口语应该非常通俗易懂。
比如15世纪时韩国贵族们编写的《老乞大》汉语口语教材,书中对话都是采用非常口语化的白话文:
“客人们休怪,胡乱吃些。”
“小人们骤面间厮见,大哥便这般重意,与茶饭吃,怎麽敢怪?”
这种中文对白,就连现代人读起来也毫不费力。更证明了古人日常口头交流所使用的汉语应该是白话文,而绝非晦涩的文言文。
《老乞大》的编写背景非常重要:作为一个汉语口语教材,它的对话必须使用当时人们真正的口语交流语言,才能起到教学的作用。
试想一下,如果一本给外国人学习英语口语的教材,对话都是采用晦涩的、需要系统学习才能掌握的语法结构,那么这本教材还能起到教学效果吗?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老乞大》这部汉语口语教材,就成为了研究古人口语交流的珍贵“化石”。它保留了当时人们真实的语言面貌。这无疑可以证明,普通古人的日常口语应该是白话体,而非正式的文言文。
除此之外,考古学者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可以证明古人口语为白话文的证据。比如在一些古墓葬中,发现了古人使用简单图画进行交流的场景。这表明,语言的使用还不够方便,需要辅助一些简单图案进行意思的表达。这也与白话文的语法简单、词汇贫乏相符。
综上所述,通过这些珍贵的“语言化石”,我们可以确定:古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太可能是正式的、需要通过系统学习才能掌握的文言文,而更可能是类似于现代白话文的简单口语。
三、宋代朱熹语录佐证古人日常用白话文
再如北宋理学家朱熹在其著作《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记载:
“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著。'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说尽了。今且须去理会眼前事,那个鬼神事,无形无影,莫要枉费心力。理会得那个来时,将久我著实处皆不晓得。”
朱熹这番话语通俗易懂,就像老大哥在酒桌上跟小弟聊天一般,看不出一点文言的影子。
朱子作为一个宋代大儒,他的语录保留了当时文人学士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面貌。理学家们虽然可以写一手好文言文,但实际口头交流还是使用比较口语化的语体。
这也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规律是一致的。比如一位大学教授在专业论文和学术报告中,会使用很正式的语法结构和专业术语;但与家人朋友聊天时,他的语言会非常口语化和简单。
学界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代表了中文从古文向白话文转变的重要阶段。理学家们开始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应用,所以他们的语录保留了当时口语语体的面貌。
如果将朱熹的语录同范仲淹、张栻等其他理学家的语录进行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理学家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已经开始从古代的法典文言,向着白话文的方向转变了。
这些语料为我们还原古人口语提供了更多佐证。朱子和其他理学家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学者,他们的语言应当更趋于正式文雅;而普通百姓的口语交流,则应该更加简单通俗。
四、文言文在东汉纸张发明后逐渐取代白话文
那么,既然白话文更符合交流需求,为何后世传下的古文都偏向文言体呢?这个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原因又是什么呢?
答案可能出人意料——这要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说起。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古人写字主要使用竹简。竹简非常笨重昂贵,存书量有限,非常不便携带。而一张薄薄的纸,却可以书写更多内容,并可以长期保存。
造纸术的发明,大大降低了书写的成本。与此同时,文言文的简洁语法也更能发挥纸张的便利优势——用最省墨的方式表达更多信息。
所以,自汉代开始,文言文逐渐取代白话文成为传世书写的主流语体,被广泛使用在典籍文献中。文言文的精炼语法更符合节约纸张的需求。
关于造纸术的发明,后世也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东汉蔡伦改良树皮造纸术的故事。据说蔡伦发现纸张制作不仅可以使用竹子,也可以利用树皮、破布、鱼网等廉价材料制成,大大降低了造纸的成本。他还改进了造纸工具,发明了“碎纸复纸”的漂白技术。
蔡伦造纸术的发明,就如同现代印刷术和电脑的诞生一样,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读写方式。这为文言文的广泛使用提供了基础。由于担心浪费纸张,古人编写书籍时都倾向使用压缩信息量的文言文语法。
如果没有造纸术的发明,以竹简等为载体的白话文可能还会长期流传。而造纸术的出现,才使得古代学者有条件大量使用精炼的文言文传世编撰典籍。
五、文言文也成为贵族和平民的隔阂
此外,文言文作为一种“专业语言”,也逐渐成为区分贵族与平民的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里,知识直接代表着权力。掌握文言文知识的贵族可以审阅奏折、出任官职,操控朝政大权。而文盲的老百姓则很难参与政务,只能听从贵族的指挥,成为顺民。
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界限,也成为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的一道等级壁垒,有助于维系统治阶级的特权。
以中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封建王朝为例,都可以看出文言文作为权力工具的明显作用:
唐代设立科举考试,所有想要入仕的读书人都必须通过一系列文言文考试。这就使得普通百姓很难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文言文直接过滤了大量的平民百姓。
宋代理学兴起,强调“书中自有黄金屋”,不必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但理学讨论也多使用文言文,使得普通老百姓也无法参与。
清初顺治帝下诏用文言文书写历史,不许使用通俗的小说体裁,也是为了筑高文言文这道壁垒,巩固封建统治。
六、白话文的回归:古人注释本证明古文也难懂
在后世,文言文的地位更加牢固,成为各类典籍的标准语言。然而即便是古代读书人,面对更为古老的文言文也并不见得就能轻松理解。
比如对于宋元时期的读书人来说,先秦时期的古文也非常晦涩难懂。所以后人编写了大量注释本,以帮助读者理解古文原意。
著名的《论语注疏》《孟子注疏》《左传注疏》等等,都证明了先秦古文对后人的难度。这也印证了,文言文并非古人的“母语”,而只是一种学术写作语言。真正的古人母语应该还是比较接近口语白话文的语体。
这些古代学者编纂的注释本,其实也是一种“通俗读本”。后期的读者面对古文言的障碍,通过这些白话解释才能将原文意思充分理解。
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代的“今文”会成为新的“古文”。汉字发展的悠久历史,使得后人要面对前人留下的古汉语言文献,往往需要类似“翻译”的工作,才能准确把握原意。
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文言文的难懂并不仅限于现代人,对古人来说,更古老的文言同样也是难以直接理解的。充分说明文言文并不等同于古人的日常语言,而只是一种学术书写格式。
结语
综上所述,文言文作为一种精炼的书面语体,在造纸术发明后逐渐取代白话文,成为传世写作的主流语言。它的使用范围主要局限于学术文献和典籍之中,而古人的日常口头交流语言,应该仍然是偏白话的语言形式。
古人编写的大量注释本,也印证了对他们来说,更早期的文言文其实也是难懂的。熟谙文言的读书人只占社会极少数。文言文的广泛流传,更多源于它可以区分等级,维系封建统治的功能。
如果我们也生活在古代,一定也会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使用口语化的白话文进行日常交流,只有在应试或阅读典籍时,才需要临时捡起那古老精良的文言文。它或许拗口晦涩,却承载了无数先哲的智慧,留给后人宝贵的文化瑰宝。
如今时过境迁,文言文已成为历史书籍的印记。当我们翻开《资治通鉴》、《孟子》等古籍典制时,那抑扬顿挫的篇章既使我们领略古人智慧的高度,也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到汉语言的无穷魅力。我们应当传承及发扬这一宝贵文化遗产,让中华文明的光芒永放异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