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笙竽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同属八音之一的匏类，古代对笙称“和”对竽称“巢”；两者是我国民族乐器中唯一可以吹奏和声的乐器，是世界自由簧乐器的鼻祖。目前我国笙竽最早的实物是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笙，以及1972年出土的马王堆竽。文章以这两次出土的笙竽为例，通过研究古代文献和当代文献中笙竽的发展概况，讲述了笙竽竹簧的形制结构与文献吻合，描述了两者的形制结构，实际制作过程中簧舌的长短，簧框的宽窄等。苗管用芦竹制作的材质以及苗管的长度、粗细也是关键数据，在“斗”上研究了其材质。结合两者的形制得出了曾侯乙墓笙的音位排列图、音域音数的音乐性能，借鉴两者的优点对当代笙乐器与时俱进的科学改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及意义。
【关键词】战国汉初；匏类；笙竽；形制结构；音乐性能
【中图分类号】J632.12；K8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5）01—155—05
引言
同为匏类乐器的笙和竽，在战国时期与汉初时期又有着怎样的形制结构呢？其两者的形制结构又体现出各自怎样的音乐性能呢？要想研究以上两个问题，那么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曾侯乙墓笙、什么是马王堆竽。1978年湖北省随县城郊的擂鼓墩发掘了曾侯乙墓，共出土文物七千多件，最具学术价值的乃是其中的124件乐器，而出土的6把笙便在其中。其形与现今葫芦笙近似。均由笙斗、笙苗、簧片组成，表面髹漆彩绘。簧片嵌与笙苗底部，笙苗插入并穿透笙斗。1972年至1974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发掘了马王堆1号汉墓，1973年发掘3号墓，其中出土乐器共8件，基本保存完好，出土竽共有2把（1号墓、3号墓各一把），1号墓为明器，3号墓为实用乐器。由竽斗、竽苗、吹嘴、簧片组成，外表髹绛色漆，3号墓出土时，竽的保存情况较差，外表形制与1号墓出土基本一致，竽斗、竽苗多破损残断。因此，我们根据两者的不同的结构部位进行研究，在对于复原件上进行实际的制作和测量，得出相关数据，进而分析其两者的音乐性能。
一、笙与竽文献考察
（一）古代文献
笙竽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其历史溯源可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商代。在先秦时期对其两者便有所记载，在《史记补三皇本纪》中的记载为证：“女娲氏风性，有神圣之德，代宓牺并号女希氏，作簧笙。”[1]由此可见，在久远的母系社会时期便已经有了对于笙簧的记载，在《韩非子·解老》中便提到了：“竽也者，五声之长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2]仍处春秋时期的《诗经》中还提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3]在战国时期撰写的《世本》一书中谈到：“隋作笙，一曰女娲作。笙，生也……故曰匏笙是也，其中空以受簧。”[4]这里便把笙的最主要的发音装置“簧”有所提及。因此出土战国的曾侯乙墓笙便与此相对照，我们根据形制结构与文献相吻合，确实是将笙斗中空插入苗管镶嵌簧片。
到了汉代便有了明确的说法，在《礼记》中便有所相关的记载：“仲夏之月……命乐师……调竽、笙、簧”[5]。因此可知，笙和竽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乐记》中也说：“弦匏笙簧会守拊鼓”[6]。直到汉魏以来，文献中的记载便更加详细。东汉刘熙《释名》中有：“簧，横也，于管头横施于中也；以竹轶作，于口横鼓之。”[7]这里将簧在此时使用的制作材质以及在笙竽苗管上的安装位置都进行了说明。
既然笙竽两者均属于八音分类法的匏类乐器，那两者又是有着怎样的关系和区别呢，大家往往认为竽就是现在的笙，而笙就是竽。那么两者到底有着怎样的区别，可不可以放到一起进行讨论呢，这在古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尔雅·释乐》中记载着：“大笙谓之竽，小者谓之和。”这里提到的大与小可以理解为在外在形状上的大小以及在簧的数量上的多与少。为验证这一观点我们在《周礼·笙师》中找到了对这一观点的阐述，其中提到了“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8]这里说出了笙和竽只是在音的多少上的差别，如果这不足以说明这一不同的话，到了宋关于两者的说法更加明确，在《宋书·乐志》中详细的指出，“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它皆相似也。”[9]因此笙和竽的区别一是为两者的簧数多少不同、再者为宫音在乐器上的位置不同。竽大且簧数多，而笙小且簧数少。因此可以根据文献得出，笙和竽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音的数量上有所不同。得出这一结论后，我们又在《乐书·圣部》中得到了证实，其书中指出：“圣朝太乐诸工，以竽、笙并为一器，或二十三簧或十九簧。”[10]从以上资料来看，竽的沿革是从簧的数量上由最初的三十六簧到两汉时期的二十三簧、二十二簧，是一个簧数由多到少的衰退趋势发展的，而笙则是从最初的十三簧到十七簧再到十九簧、二十三簧，是由簧的数量从少到多的一个进步发展的，由于笙和竽以各自的趋势向相反的方向的不断发展，从而使得两者的簧的数量越来越接近，因此到后来就“并为一器”的现象。
（二）当代文献
在《中国乐器图鉴》一书中，对笙和竽做出了阐述，书中以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为例，对笙竽的特点做了简单的概述，同时还展示了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的出土实物图片，以及复原绘制的图形，这对于了解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的基本形态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11]。在《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一书中对笙乐器做出了系统的总结归纳，其中对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的音位排列以及乐律学的研究进行了阐述，对于本文笙竽乐器的音乐性能在音位的排列研究中，以及其把曾侯乙墓出土笙的音位复原后适应当代在实际演奏中的实用性[12]。在《中国笙艺术》一书中，对于笙竽两者的区别做出了详细描述，其中内容引荐了古代文献作为论证，对于早期的笙竽区别进行了分析，其结论主要是，笙竽本没有本质性的不同，只是音的数量的区别，竽的音数量多，笙的音数量少，以及两者宫音管的位置不一样，宫音在中间的曰竽，宫音在左旁的曰笙。这样一来，两者在区别上的概述便有理有据[13]。
在当代文献中，《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乐器浅议》中对于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不同乐器都进行了阐述，其中也对马王堆竽出土时的情况进行了基本的描述，主要是在与马王堆一号墓竽同时出土的竽律上进行强调，证明古人早在汉初时期就发明出了现代所谓的校音器，也进一步验证了十二根竽律管分别是黄钟、大吕、姑洗等，其关于马王堆竽的描述内容主要与出土报告相同。[14]
在《曾侯乙墓出土乐器与先秦音乐文化》中把曾侯乙墓所出土的乐器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结合，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下，所出土的乐器与当时的音乐文化的对照，但文中多数以编钟编磬为主，涉及曾侯乙墓笙的方面也是根据考古资料进行的摘要，并无进行新的深入研究。[15]
二、笙与竽的形制
（一）内在发音装置“竹簧”
通过出土的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的竹制簧片上来看，战国的笙与汉初的竽在内在发音装置的簧片上并无区别，因此在最为主要的发音装置“簧片”上我们找到了首个相同点，古代便有“削竹成簧”的说法，并且笙竽两者均是采用了竹制的簧片。对于簧片的起源与使用在古代的文献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先秦重要的史籍《世本》中便载有“女娲始作簧笙”的说法，虽没有这一时期的出土实物作为考证，但我们也可猜测在我国久远的母系氏族时期，竹簧就已经产生了。在《礼记》中也可发现对于簧片的记载，其中提到：“仲夏之月……命乐师……调竽、笙、簧”[5]。通过这一记载我们不难发现，此时对于笙簧的制作有了专职的乐师，而且在制作的时间上也有所规定，制作的工序上也形成了体系。在《乐记》中也说：“弦匏笙簧会守拊鼓。”[6]东汉刘熙《释名》中有：“簧，横也，于管头横施于中也；以竹轶作，于口横鼓之。”[7]此时还能看出，笙和竽在簧片的制作取材上还是在使用的竹制簧片，这也和马王堆竽的出土簧片相吻合。因此，通过文献研究，对于笙竽的簧的记载我们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笙竽的内在发音装置“簧”的使用及其选用的材质和制作方法都没有区别。通过实际对复原的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的制作研究，及出土报告所记载的进一步的验证了我们这一说法。
曾侯乙墓笙的笙簧残剩10件较为完整，芦竹所制分簧框簧舌两部分。而马王堆竽的出土簧片有10多个，均采用竹制，由簧框簧舌两部分组成，簧框稍厚，框内衔接狭长的簧舌，与曾侯乙墓不同的是，马王堆竽的簧舌面上有点状物，为点簧调音的“点头”而曾侯乙墓笙因簧片多为腐蚀，所以并未发现调音的“点头”。两者的出土簧片其结构与现代笙簧基本相同。因此，对于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的内在发音装置“竹簧”的使用上我们可与古代的文献达成共识。所以在战国至汉初的匏类乐器的内在发音装置“簧”的使用上并无区别，两者均是竹制簧片。
（二）外在形制
1.苗管的制作
曾侯乙墓笙的笙苗出土时仅残剩32件，且腐蚀较为严重，其材质是使用了芦竹中较细的芦竹竿的上部，因此通过其苗管的选取材质我们可以了解到，曾侯乙墓笙的笙苗质地不是太为坚硬，在久远年代的地下容易受到腐蚀，但值得高兴的是，虽然历经近三千年的浸泡，我们仍可看到了笙苗的存在，而这主要是取决于漆工艺的使用，因此在积水中浸泡千年仍保留到了现在。通过保存较为完整的笙苗我们可以观察到，苗身开有指孔，但并没有开音窗，底端镶嵌簧槽，通体纹饰清晰可见。然而马王堆竽的苗管无论是在取材上还是外在形制上都与曾侯乙墓笙的苗管有所不同，3号汉墓马王堆竽出土的竽管有22支，多数为残断，制作取材与曾侯乙墓笙的苗管有所不同，用刮去表皮的竹管制成，竹管内部通透，上端开口，侧面也开有上圆下方的气眼，苗管的下端有按孔，还与曾侯乙墓笙管有所不同的是，四组折叠管因涂有漆，保存较好每组折叠管由三根长短不一的细竹管并排粘合而成最短的第三根管上端开口，有气眼，其他两管上端封口，三管之间有孔相通，但四组折叠管并无按孔。马王堆竽管的整体表面外观与曾侯乙墓笙的苗管还是有所不同，不再有华丽的纹饰，反之是采用了朴素的绛色漆。
2.斗的材质及制作工艺
作为外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斗”来讲，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在制作材质以及制作工艺上也是有所不同。曾侯乙墓笙的笙斗共6件，采用了传统的匏制，匏制即为葫芦，6件笙斗又分为了三种，分别为18簧、14簧、12簧，其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稍异，均使用范匏工艺定型，然后再进一步加工而成，由平口长吹管与圆鼓的腹部自然相连，中空。笙斗腹部横列2排圆孔，并为上下通透。没把笙上的圆孔数量不尽相等，但均为偶数，笙斗的表面髹漆彩绘，但出土时多有破裂。18簧笙斗，共有2件，均出自东室，其一保存较为完整，通高20.8、腹部周长29、吹管长13.8、吹管口径2.7—3、腹面上开有18个圆孔，分别为前后两排，每排9孔，两排不是平行的，左窄右宽。14簧笙斗，只有1件，出自中室，形制大小与18簧的几近相同，仅有圆孔数量的区别。保存较为完整，12簧笙斗，共2件，两只的形制纹饰与14簧几乎一样。而马王堆竽的“斗”与曾侯乙墓笙的斗取材和制作工艺上截然不同，马王堆竽斗和吹嘴均用木制成，并髹以绛色漆，竽斗由两块木头拼制的，横断面呈椭圆形，斗盖前后两侧各11个孔，孔内竽苗插入其中。吹嘴拼接在正中间，这便与曾侯乙墓笙斗制作不同，在我国古代乐器分类中，竽和笙都属于匏类，而此竽是以木斗代替了葫芦制作的匏斗，大大的改善了取材上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在制作工序上的改良，这无疑是在当时乐器制作上的一种进步。
三、笙与竽的音乐性能
（一）笙管音位的排列
通过以上对曾侯乙墓笙和马王堆竽的形制结构上的研究，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的音位排列上还是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有很多共性的，然而，曾侯乙墓笙的音位排列并非随意组合，应该依据曾侯乙墓笙自身笙苗的长度，和按孔与音窗的距离，以及笙苗本身所具备的开窗距离，经过本人对曾侯乙墓复原笙的反复拆卸、对其笙苗管的大量的测量研究，反复计算对比出了其每根笙苗的响眼位置，根据每根笙苗的自身长度计算出其所具备的开窗距离，得出了曾侯乙墓笙的每根笙苗所应该对应的音，从而得出了曾侯乙墓笙的音位排列，并在实际的操作中根据音位的排列顺序对其每根苗管制作了簧片。图5中所展示的便是本人自主经过实际测量所得出的曾侯乙墓笙的音位排列。马王堆竽在管的音位组合上可以说是非常有技术的，从排列上看更是一项艺术。竽管音位的排列遵循中国传统“和”文化。它讲究“对称”。苗管之间相互映对有序，上下前后都是对称的。这样即将其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凤”，达到了形式上古朴美观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其音位排列上科学有序，在实际的演奏过程中便于演奏者更好地使用乐器本身的特性。有利于和声的吹奏，音响效果更加丰满。再者，竽特殊的构造发音原理决定了乐器本身的特殊性。簧管共鸣的“耦合发音”原理，它可以吹吸交替进行，加之其科学的音位排列与演奏技法的特别，观察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的音位排列与苗管设计走向，我们发现两者都是由中间的苗长音低逐渐依次向两侧递减发展变化成苗短音高，这也可以看出两者在排列方式上还是有所相同之处的。
（二）音的数量与音域
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在音的数量和音域这一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曾侯乙墓出土的6把笙中，2把18个音的，共分为两排，每排9个音。1把14个音的，分两排，每排7个音。2把12个音的，分两排，每排6个音。与此可见，曾侯乙墓笙的音的数量是比较少的，结合其短小的形制不难猜测出，曾侯乙墓笙所用的演出规模是比较小的，应是多用于小型的、人数较少的小室内乐。因此，本人通过不断地拆卸曾侯乙墓笙的复原件（明器）反复测量笙苗长度按照不同音高测量音窗距离，校正了曾侯乙墓笙的音域，正如表1中所展示的测量数据，并设计出了适合现代演奏的音位。
而马王堆竽却有所不同，3号墓出土的实用乐器与1号墓的明器均为22个音，与曾侯乙墓笙比，整体体积较大，且多出数个低音，在乐队中的演奏地位也是很高的，在《韩非子·解老》中提到：“竽也者，五声之长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2]因此，这便与当时所盛行的“竽瑟之乐”这种音乐形式所对照，战国至秦汉之际所盛行“竽瑟之乐”，所谓竽瑟之乐便是吹奏乐器竽与弹拨乐器瑟。
在一起合作演奏的一种音乐形式，这种音乐形式的服务对象主要为统治阶层与文人，与民间百姓还是距离，正如在《墨子·三辨》中提到：“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这不单单反映了竽瑟之乐的服务对象，更直接的表达出竽瑟之乐是非常受欢迎的，体现出了竽在当时众多乐器中的地位。同时出土的还有彩绘吹竽鼓瑟乐俑，共五人。分别是两个吹竽俑。三个鼓瑟俑，均为木制。同时出土的用来给竽调音的竽律可以得出竽是按十二律来调音的，音的数量足够用来转调演奏，竽律的音域是在黄钟到应钟十二管。由此可见，马王堆竽不只是在音的数量上比曾侯乙墓笙的多，其音乐地位和音乐作用及音乐性能等多方面在当时也比曾侯乙墓笙的要高出很多。
通过复原的曾侯乙墓笙的测量发现，曾侯乙墓笙的音仅限于14簧、16簧、18簧，音的数量较少，且笙苗的短而细，通过其笙脚复原的簧片也是薄且窄，其发音在音量上较小，音色细腻飘扬，而通过文献我们了解到马王堆竽却有着二十二根苗管，单从音的数量上就比是曾侯乙墓笙音的数量多4至8个音，马王堆竽比曾侯乙墓笙的音的数量多这一点与我们在《周礼·笙师》中看到的“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8]竽比笙的音的数量多是一致的，但我们发现两者在具体的音的个数上与文献记载的不同，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与文献记载不为相同的一点。通过马王堆竽出土的簧片与曾侯乙墓笙进行比对，我们发现马王堆竽的簧片比曾侯乙墓笙的簧片大，且宽而厚，根据正常的物体振动的发音原理，我们可以直到马王堆竽的发音要比曾侯乙墓笙的发音厚重有力，音区低，音域宽，而取决于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是苗管的不同，马王堆竽的苗管比曾侯乙墓笙的苗管长且粗，因此苗管中空气柱的振动空间不同，因此所需的簧片的体积也不同，所以两者的簧片不同，但根据出土实物，两者在簧片的材质上上均为竹制，这与东汉刘熙《释名》中所提到的：“簧，横也，于管头横施于中也；以竹轶作，于口横鼓之。”[7]的用竹制的簧片的说法是一致的。
四、笙竽结构的解构意义
（一）“取其精华”下的科学改良
首先，笙和竽作为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内涵，在先秦的封建社会的礼乐制度下，笙不仅是乐器，更是礼器，有着鲜明的代表性与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战国与汉代笙竽的形制结构的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认识两者的变化区别，总结归纳在战国与汉初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匏类乐器的发展概况，为今后人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笙和竽的演变和发展变化最为突出的就是在近现代，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艺术的追求不断提高，原先传统的笙乐器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审美欣赏需求，也正是因此大大的推动了笙乐器在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与演变。为适应当代音乐的发展需求，努力做到不被时代发展所抛弃，很多笙乐器制作大师投入到笙的制作研究当中，使得笙在改革开放至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二）“与时俱进”下的守住传统，不断创新
本研究对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的各自在形制结构上以及结合形制结构所表现的音乐性能做出详细的阐述，把相同点进行总结归纳，填补目前对两者在该方面研究的不足，并把两者演变对比书面化，一定程度上使得匏类乐器在战国与汉初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更加明确化、系统化。当代人也可根据现代的审美需求、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提高笙形制的科学化、规范化、美观化。更加有助于笙的保留传统，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后，笙乐器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适应了当代的音乐标准，在原有的十四、十七簧以及马王堆竽二十二簧的音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现在的二十四簧、二十六簧、二十八簧、三十六簧、四十二簧等更加丰富的音域音区。不止是音域的更加丰富，在笙的制作工艺上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保留了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采用了更加科学的制作技艺。在原有的单一竹制的笙苗上安装了扩音管，使得音色更加明亮，声音通透性更加悠远，音量更加坚实强大。这些都是在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原始的基础上经过了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以至当代为了适应现代演奏、教学需要而进行的创新。
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的艺术团体相继涌现出来，民族管弦乐团也在这其中，而笙乐器作为民族乐器不了缺少的一员为适应乐团的演奏从而做出了研究与发展。为符合乐团整体的演奏需求，笙乐器在高中低三个声部中进行了丰富的改良与发展。高中低三声部的笙的研发成功后，极大的弥补了乐团低音不足的重要难题，而且高中低三声部的完整系统是其他任何乐器所不具备的。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和尝试，现在笙乐器的发展已接近成熟，每一个合格的专业化乐团里，笙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笙的发展与改良得到了成功的体现。在近现代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快速提高，人们思想的丰富追求以及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强大极大的促使了笙乐器的科学改良与发展。
笙乐器是世界上自由簧乐器的鼻祖，改革开放后更是推动了世界上自由簧乐器的发展与进步。所以，我们既要保住曾侯乙墓笙与马王堆竽的优良传统，还要继续根据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与时俱进，不断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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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岩（1998—），男，汉族，山东德州平原人，硕士研究生，郑州大学河南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团长，研究方向为笙器乐的演奏与教学、民族音乐理论。
中国民族博览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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